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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阳丨物质文化转向中的事件进路


物质文化转向中的事件进路


文 / 刘阳

摘要

活跃于国际学术前沿的物质文化转向,内含着一条重要而尚未引起充分注意的事件进路。马里翁在现象学层面上证明事件是现象自身给出者,为物质性奠定事件基础,客观上引出了“作为事件的物质性”的两种代表方案,它们共同提供了唯物的扬弃面。因为有别于德勒兹以虚拟引出纯粹事件,以及巴迪欧赋予事件以绝对的超越性、却在与公理前提的内在矛盾中仍趋向必然性,齐泽克扬弃了两者,既肯定独异性潜能而展开唯物内涵中的非物质成分,又坚持唯物原则而避免将之理想化以致重蹈庸俗唯物主义。迈克尔·马德沿此进一步倡导“后解构现实主义”,在更为晚近的语境中深化了从事件角度把握物的议题。这条深描唯物主义的事件进路,由此有力推动了物质文化转向的当代进程。

关键词:物质文化转向 ; 事件 ; 现象 ; 非物质 ; 后解构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

刘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录概览

一 物质性的事件奠基:现象自身给出事件本质

二 唯物的扬弃面:虚拟与趋向必然秩序的偶然

三 包含非物质的客观:接着事件视角看

四 物的事件的新形态:后解构现实主义

结语:意义与实践



最近十余年来国际人文学术研究的一个醒目主题,是对物质文化的重视,以及沿此逐渐展开的物质文化转向。这一带有鲜明跨学科色彩的转向,不仅将对物的关注与对文化的关注深度结合起来考察,延伸至日常生活空间,在物—人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若干成果,而且不乏当代理论大家的介入和影响踪迹,如保罗·德曼有关记忆的物质性研究,注目于铭文中“没有物质的‘物质性’”(a materiality without “matter”。此系德里达的概括)问题,相信被遮蔽于其中的意识形态“使语言和记忆程序效果的知觉或现象性的错觉变得不可察觉”,便成为学界接踵探讨的、富于思想冲击力的新议题。正在展开的思辨实在论哲学思潮,也有一部分是可以和这种转向发生关系的。

除了从上述角度切入物质文化转向外,有一条重要进路,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充分留意,那就是物与事件的关系演变。在“事件”(Event)成为当今深具影响的人文学主题这一时代背景下,晚近事件研究者们扎根现实,形成深描唯物主义的物质文化新进路,很自然地启发也开始关注物质文化与事件思想的我国学界,来循序渐进图绘它。


一、物质性的事件奠基:现象自身给出事件本质

对“事件”的界说不一而足,但它归根结底无法自生,总须依托和来源于存在的基础,从物质性角度把握它,不失为根本途径。我们知道,现代以来,“面向事物本身”由现象学开筚路之功。法国现象学运动的第三代代表让−吕克·马里翁,奠定了物质性的事件基础。

与一般人容易持的“事件总是现象发生质变或断裂的产物”结论相反,马里翁认为事件乃自身给出者,试图通过现象学分析表明,事件作为饱溢现象(saturated phenomena)并非现象的一种特例情形,相反,任何现象本质上都具有事件性,是自身给出的事件,只是后来这种事件性逐渐弱化,使现象沦为对象。相应地,自我不是将现象对象化的作者,而被还原为现象的接受者。他对此的论证围绕现象与主体这两方面依次展开。

首先,马里翁区分了“自身所显示者”(what shows itself)与“自身所给出者”(what gives itself)这两个概念,开宗明义地表示“只是就其自身给出来说,一个现象才显示出自身”,因此对事件研究而言,值得做的事情是“回溯从现象化了的自身到给出了的自身”,对此的回溯“与事件之类现象相关”⑤。这一来,事件就不是我们所一眼看到的那个现象的样子,无法被“根据其原因作出预见”,而应被放在动机与原因分离的框架中进行思考。因为在马里翁看来,人从不具备对于事件的导演权,话应该反过来说,其实是事件在导演着我们,使我们从作为对象的现象性中不断超拔、恢复出来。在此意义上,对象属于现象学领域,它每每在习焉不察中错过了对象的现象性,却把现象削平、弱化成了客观性,在模糊了对象的现象性之际也失落了现象的本质:事件性。他举例道,依次从过去、当下与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看,一座礼堂都不是一种对象而是一个事件。从过去着眼,我们进入礼堂仿佛突然进入了一个超乎期待与预期、充满不可测与不可控因素而令人惊奇的空间。从当下着眼,在它的剧场与舞台方面将要发生的,都是始终无从接触与知悉的事件。从未来着眼,它同时发动起一种与观众接受反应有关的、不确定的环境,那是一张无止境的网络,其中始终展开着观众们的无穷解释。问题于是在于,现象的事件性本质是如何逐渐被削弱为对象的呢?

以“量”这一范畴为核心,马里翁分析指出康德有关现象总体源自各部分之和的说法,将现象限制、封闭在某种虽然被预见、却没有被真正看见的对象中,后者的特征是总已完成。在此,对象是“事件的阴影”。那统治着任何现象的事件性,则是“超出了既定原因系统的结果与已经成形了的事实”,它对现象的给出,遂使现象完成了“本源的被给出性”。借助蒙田在其随笔中有关对他人的友爱的论述,马里翁再度展演了事件的上述三个时间维度,认为对他人的友爱意味着向他人的视角敞开自己,而非反过来用自己的意向性去将他人对象化,这就超越了既定的期待与预期,而这种友爱的一下子完成,意味着一种即时到来的特性,那更是无从预估的,最后,这种友爱的偶然性又意味着它总包含比自己更多的东西,而强加给了双方事件性。这就重申了现象的事件性,即事件在无法预知性中纯粹地给出现象。

对事件的这种现象学阐释,离不开对时间性的分析。这里的关键是,时间性一方面属于事件,因为削弱了事件的、对象化了的现象陷入了非时间的幻觉中,比如通常所能理解的将生生不息的时间流截割出来并静止化,那自然带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静观思路。但另一方面,时间却可能造成自我无法现象化,因为对于认识对象的综合,会在主体性意义上打破时间的内感觉性质,而导致以权威方式使时间性发挥作用的超越论自我。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马里翁提出“必须建立起本质上被时间化为了事件的现象”,即消弭现象与对现象的事件性给出之间的时间性间隔。与一些现象学家在此的做法相似,他用“死亡”来开解上述矛盾,认为死亡唯有当其发生之时才真正显现,此时,以事件方式给出了自身的它,同时把自我所优越于现象的位置取消,从而消除了主体与现象之间的时间差,而实现了事件意义上的真实。换言之,当我这个主体还存在着时,死亡其实并不存在,死亡真正降临的那一刻,我已不再拥有看它的时间性机缘。唯有在此种情况下,时间才不仅仅作为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或预设性条件而存在,“时间本身首先以事件的方式发生”才得到了落实。马里翁援引胡塞尔有关论述,深入澄清了这一点。胡塞尔用原印象来规定时间,认为原印象在不断给出当前的同时,不立即沉入过去,而是持续地滞留于将当前作为第一者涌现出时所持存下来的时间中,因此,它尽管是所有意识的源泉,本身却绝对不曾变异,而成为纯粹事件(pure event),被给出性就在原印象的这一源点上不停地起作用。这样,意识的每个瞬间都因被原印象给出,而在显示自身这点上显得勉强,朝向对象化的构造,原印象则彻底给出了自身,成为事件的实质。

向被给出者进行还原的自我,从施予者变为了接受者。马里翁认为这意味着“自我被剥夺了其超越论王座,须在作为接受者有所接受之际才能被接纳(must be admitted as it is received)”,其合法性在于它是第二性自我(作为接受者的自我)而非第一性自我(作为给出者的自我)。如同死亡事件一样,它在现象学意义上被还原为事件的前提,是使试图去超越性地看死亡的自我同样接受死亡本身,而在敞开主体的接受者性质的过程中给出作为事件、而非对象的死亡现象。作为接受者,自我把被给出者揭示为了现象。

这样,现象与对象的差别在于前者给出了事件。前者向后者的削弱,既然是现象学视点的失落,便意味着与现象学相对的认识论症结—因果性的浮现。这符合马里翁的整体思路。他论述了事件与因果性的关系,认为“主动性原则上属于现象而非凝视”,其原因在于前者比起后者来,“在作为事件的确定性上”“缺乏明确的原因”。由此他区分了两种因果性。一种是常见理解中那种认知意义上的前因后果,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另一种因果性则来自“上帝的不可预见性”所造成的终极悖论:无论人类做什么,哪怕他们严格遵循和服从着逻辑推导原则,所作出的推论在证据上都是先天不足、有本体性缺陷的,因为人类对以因果性为标志的(认知与思辨)理性的操作,本就是个南辕北辙的错误,一条所失总是错过着所得的迷途。前者属于消极因果性,它的全部判断范畴是真/假,从因推不出果,必然被视为犯了谬误,马里翁称之为“解除矛盾原则”。后者则属于积极因果性,非但“从因推不出上帝这个最终的果”并不构成谬误,而且这种推导的无力性恰恰表明,饱溢作为事件的性质,具备终极合法性,从而无法以合乎理性与否,来轻易裁决乃至否定它,马里翁称之为“中止充分理由原则”。他由此指出,“在形而上学中,因果不只作为一种范畴的功能(categorical function)、而且还作为万物存在的普遍范畴(universal category for all beings)存在着”。经验观察与先验原则,是这种差别的另一种表述。后一种因果性被视为事件:“它们越少让自己被铭刻在因果关系中,就越能展示自己,使自己变得如此清晰。这类现象被称为事件。”它们正是现象给出着自身的东西。

小结一下即:马里翁揭示出现象的事件本质,明确了事件不是加给现象的变化性因素,而内在于现象中,以其对因果性的重构而使之区别于对象。我们由此同意国内研究者有关“马里翁的强调绝对给出的物质现象学典型地代表了当代法国哲学对物质性的关怀”的看法。从这一基点出发,同时期的事件论者们必然要来接着回答:怎样从对因果性的更新操作中保持现象的事件性,从而还原物质性?这在客观上引出了两种代表性方案。


二、唯物的扬弃面:虚拟与趋向必然秩序的偶然

欧陆事件思想版图在展开阶段的关键点上,显示出了从事件入手重建现象及其因果性的迹象。德勒兹明确宣告“在我所有的书中,我都试图发现事件的性质”,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写关于这个事件的概念”。在《意义的逻辑》中,他引入“事件”的概念,描述各种力之间相互作用时所固有的瞬时产生,首先追溯至斯多噶学派,认为其抵制回到简单的物理因果关系或逻辑矛盾的双重诱惑中去。他沿此发现,莱布尼兹是第一个研究事件的理论家,因为其所说的“可组合的”不能被归结为同一的与矛盾的,而只支配可能的与不可能的,可组合性必须以一种原始方式来得到定义,即在前个体水平上通过“事件的独异性在普通点的直线上延伸时所形成的一系列集合”来定义。他运用拓扑学方式描述道:“这是事件的秘密:它存在于永恒之线上,但却不能填满它……但作为时间的一种空洞的、展开的形式,永恒在无限地细分着那些纠缠着它却从未居住过的事物—所有事件的事件。这就是为什么事件或结果在它们之间的统一,与物质原因在它们之间的统一有很大不同。”存在着却不填满,纠缠着却未居住,这里对时间的空洞形式的阐发,在让−吕克·南希提出的“空时间”(empty time)观念中得到回响。无限的细分,由此分割着因果关系所造成的同质化强度。何谓强度呢?

德勒兹分析了强度的三个特征—“自在的不等”“肯定差异”与“内含”,用“准原因”(quasi-cause)来深化这点:“只有当因果关系包含了因果的异质性—原因之间的联系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时,它才能逃脱并肯定其不可约性。即是说,作为肉体的活动与激情的结果的非物质的感觉,也许只在它表面上与一种本身是非物质的准原因相联系的程度上,才能保持它与物质原因的区别。”由于分割了强度,事件不断细化出既塑造着它、又不以唯一的原因去固定它的自身组成成分,从而“在所有的分离点之间产生共鸣”。在此意义上,事件始终处于问题的介入与分割中,这是持续生成的过程。分歧孕育了事件。

事件的上述生成性如何得到实现?德勒兹认为事件具有现实化与反现实化这双重结构,前者是事件现实化的当下时刻,我们对事件过去与未来的评价,唯有基建于当下时刻的事件的显现方可作出。后者是事件的反现实化的过去与未来,呈现出飘移的状态,而生成当下。正是在虚拟对现实的生成之中,“生成、事件性和逃逸线绝非与历史对立,或逃离世界,它们是世界内部之运动或变化的条件”。事件发生的空间,总是以具体实体的形式实现的虚拟存在条件。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中总存在比他的意识中更多的观念、形式、形象等存在。这样,事件便在现实与虚拟相伴随的情况下发生,虚拟是存在的本体与事件的条件。这提供了保持现象的事件性的一种方案。

但这一方案遭到巴迪欧的反对。巴迪欧指出,德勒兹得到的是“已变得一致的虚拟,已成为一个实体”的纯粹事件。他不同意这条本体论思路,而将事件看作存在本质的断裂,它使那“无所不在,亘古如斯,难以瞥见”的真理从隐蔽状态中显露出来,每一个独特的真理都源于一次事件,其“必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不可预见或难以控制的事情发生,必然有仅仅是偶然的突破”。这便赋予了事件绝对的超越性,认为在事件面前人类不具有主导地位,事件遇到额外状态才使真理降临。巴迪欧探讨了事件的性质:“事件的本质是相对于它属于情势而言的不可确定性。”在他的独特术语系统中,事件的不可确定性与其“一个多”性质有关。“一个多”即完全异常的多。事件位在情势中展示出了事件,事件却无法从构成自身的具体内容中确证这种展示,而只是“介入”本身。被齐泽克赞许为“关于巴迪欧的最好的书”的《关于巴迪欧:非理想主义的唯心主义》,由此将这一点概括为“事件只是事件所产生的后果的整体”,是颇为准确的。

但追溯这种异质性的发生机制时,巴迪欧事件论陷入了一个和出发点相龃龉的悖论。他“是从公理的假设出发”,把事件概念建立在集合论的一项基本公理,即空集合公理上,不否认任何给定的集合中都存在着空隙,以至于无法建立起具备定义与序列的实数连续体,而由此只能采取归纳法,使“集合论本身依赖公理建构主义,并早就受到了批评,这是从确定的命题而非自明或经验有效性的观念开始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试图避免一种存在于事件发生前的主体性,而将主体性维系于“空虚”(void)对真理的回应。于是,前者在神秘的主观色彩中肯定了公理的必然性。后者则要求事件挣脱这种事先的必然性,而显示出独异。这种内在矛盾,使巴迪欧在以异质性超越德勒兹可能趋于同质化的虚拟理论时,滑向了另一种转变成必然性的偶然性。这就是他给出的第二种方案及其留下的疑点。

小结一下即:德勒兹用虚拟引出纯粹事件,使事件在虚拟中成为实体,而引发了巴迪欧的怀疑,后者虽然赋予事件绝对的异质性与超越性,可鉴于出发点的公理性而仍形成忠实于新秩序的、被悄然转化成了必然性的偶然性。前后歧异的这两者,主观上都旨在建立客观的唯物主义(德勒兹称为“纯粹事件”;巴迪欧称为“一”),客观上却共同提供了唯物主义的扬弃面。


三、包含非物质的客观:接着事件视角看

积极扬弃上述两面、并运用事件思想方法重新审视唯物主义的,是著有《事件》一书的齐泽克。他结合德勒兹与巴迪欧的上述方案,批判性地集中给出了在这方面的思考。齐泽克不否认,巴迪欧并未简单局限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争,而是看清了两种形式的唯物主义(民主的与辩证的),并将两者的斗争视为当今意识形态的主要矛盾,换言之,认为对抗是在唯物主义内部展开的。在这种认识下,如何采取自由行动,怎样才能突破现实的因果关系网络,而形成一种由自身开始的行为,这些问题成为巴迪欧在唯物主义框架内反还原主义的基本姿态,对此齐泽克表示赞赏。巴迪欧为此而提出的人的理性不能归结为进化适应的结果、艺术不仅是提高感官享受的程序、也还是真理的媒介等观点,都得到齐泽克的肯定,认为这既有效避免了前现代柏拉图式的原教旨主义,也与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恶性循环决裂,尽管这不意味着巴迪欧的事件论已无懈可击:“与海德格尔相反,德勒兹与巴迪欧都以唯物主义者的身份,作出了同样自相矛盾的哲学姿态,来捍卫‘非物质’(immaterial)秩序的自主性。”这里齐泽克对德勒兹与巴迪欧的保留性态度,体现为对“非物质”秩序自主性的警惕,表明在他看来,巴迪欧在事件问题上所作的研究和努力,还不完全足以抵消其相关论述中残存的东西。“有必要发展出一种新的唯物主义思想形式、一种新的唯物主义辩证思想形式,即非理想主义的唯心主义者(idealist without idealism)。”通过为上文所述的《关于巴迪欧:非理想主义的唯心主义》这部引发了自己思想共鸣的著作撰序,他呼吁唯物主义在现有取得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强大,以彻底走出庸俗,更准确地解释思想意识中的复杂现象。

具体地说,齐泽克既不主张回到斯宾诺莎式的旧唯物主义见解中,也与以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为代表的、热衷于以灵性为媒介的唯心主义者保持距离。这两者在他看来,都陷入了一个预先存在的、并未得到过创造从而无法让人完全掌握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他关心的问题是:今天谁是唯物主义者?他把如今流行的唯物主义分为科学唯物主义(scientific materialism)与话语唯物主义(discursive materialism),认为两者虽看似对立,实则为同一硬币的两面,前者代表了激进的归化,后者则体现出了激进的文化化。

就前者而言,齐泽克以量子力学为自然科学依据,分析指出应放弃将完全存在的外部现实作为唯物主义基本前提的主张,因为当今唯物主义的前提应是现实的“非全部”、本体的不完整。物质与精神的黑格尔式对立,有必要以现代物理学中有关物质在能量场中的溶解为自我反思点,而告别立足于物质惰性密度的主张,相反去接受现实的终极虚空的立场。齐泽克指出,真正的唯物主义的对立面,由此便不是唯心主义,而是以戴维·查默斯(David Chalmers)等人为代表的庸俗唯物主义,后者将思想视为自然/物质现实的附加组成部分,这在齐泽克看来构成了一种最终的粗俗。

就后者来说,齐泽克发现,话语唯物主义表面上将语言本身视为一种生产方式,把它应用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逻辑,实则却潜在地共享着话语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同源性。在这里,齐泽克引人注目地表示了对“语言论转向”的不同意见。在他眼中,话语唯物主义依赖于哲学上的“语言论转向”,强调语言如何不是中立的指定媒介,而是嵌入生活世界的一种实践,这已然成了一种陈词滥调。他却更在意“谁声称语言是指定的中性媒介”,换言之,“真正的任务不是在生活世界实践中将语言定位为中立的媒介,而是要展示在这种生活世界中如何出现中立的指定媒介”。这需要追寻使语言论转向成为可能的那只主体之手。我们并不同意齐泽克这种语焉不详、引而未发的说法,因为它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未经严格论证、也未必能严格获得论证的一时之感想。齐泽克真正试图在此反对的,应是将语言论口号式地视为运思固定出发点的模式化做法,那在某种程度上确乎可以被视为庸俗唯物主义的翻版。

如此,齐泽克取道于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的论述,将唯物主义解说为:在完全存在的现实之前,存在着一个尚未完全构成的真实,即存在于本体之上的虚拟本体。他借用巴迪欧的术语指出,与由世界的先验视野所构成的现实这一外在层次相反,这种本体论前的真实是纯粹的多重性。这意味着真正的唯物主义是通过与还原论划清界限来获得定义的,它不主张“一切都是物质”(matter),而是赋予“非物质”(immaterial)现象特定而积极的非存在。他吸收拉康理论展开视差研究,指出主体一方面发出阐明的行为,另一方面其本身则又是被阐明的内容,被如此构成的反射性迂回曲折,保证了主体进入自己所建立的画面并获得物质性存在,而这是在他看来的唯物主义真谛:“唯物主义的意思是,我看到的现实从来都不是‘完整’的。这样说,倒不是因为大部分现实是我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是因为现实包含着污点(stain),包含着盲点(blind spot)。污点或盲点的存在表明,我被囊括于现实之内。”这种污点与盲点,实即“非物质”的一种表述。在此语境中展开的“非物质”,确乎是进入唯物主义的关键。

对“非物质”的承认,不等于简单表示客观中有主观,而相反旨在完整回到一种包含了“非物质”层次与成分的客观中。这是亟需齐泽克作出及时澄清之处。他认为从上述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人们在谈论“客观现实”这一唯物论关键词时不应当同时陷入后现代相对主义境况,即满足于让现实溶解于主观的碎片,又任由这些碎片退回至匿名的存在之中,以至于失去主观的一致性。齐泽克援引詹姆逊有关后现代对一致的自我进行否定时所造成的悖论的论述,认为这种处理令人们失去客观现实本身,而重新沦入一系列偶然、主观的构造。他声言,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应当做相反的事情,即不让客观现实在避免庸俗化唯物主义的同时,又成为对一致的主观性的破坏,一种具备多重色彩的本体论开放性仍然是必须的。

在论述这一切时,以一种近乎英美分析哲学的方法,齐泽克缜密驳斥了两种意在否定“物质现实就是一切”的说法。虽然这句话需要得到真正的唯物主义的改造,但在改造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两种看似纠偏、实则仍落入了新的形而上学陷阱的处理。一种处理直接从对立面推出“物质现实不是全部”这一表达形式,似乎这样做就承认了物质现实不是一切,而是包含了另一种更高的精神现实。齐泽克借助拉康的理论分析道,这种表面上否定的形式,实际上仍从深层压抑机制肯定了“物质现实就是一切”这一前提,因为它对构成性例外的呼唤,是为了巩固与加强其普遍性基础。这一看法体现出学理的鲜明现代性色彩,是颇为深刻的。与之不同的另一种处理,则是聚焦于谓词关系而改造性地断言“物质现实是非全部的”—强调的重心,微妙地落在了作为谓词的“是”字后的“非全部”这一宾语上。然而,这在齐泽克看来仍未彻底解决问题,因为它仅仅变成了对于非现实的存在的断言,而这种高度肯定性的断言形式,并未积极暗示出任何例外与反常的情形,却仍把看似超出了物质现实的那部分内容不恰当地凝固起来了,巴迪欧的前述方案就暴露出了这个问题。

小结一下即:以前面德勒兹与巴迪欧的两种方案所共同形成的问题为扬弃面,齐泽克用非理想主义的唯心主义这一内涵界说物质现实,既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肯定独异性在非物质方面的潜能,又避免将之理想化而重蹈庸俗唯物主义,充分吸收并展开唯物内涵中的非物质成分,提出了在更晚近的学理背景下从事件而非实体的全新角度看待物的重要问题,而把物质文化思考引向了前沿。


物的事件的新形态:后解构现实主义

将唯物主义的“物”从事件意义上加以把握,吸取更为晚近的后学思想而深化唯物主义,是近期事件研究的焦点。西班牙巴斯克大学哲学教授迈克尔·马德,对此标示了新思路。

什么是物?马德同样首先认为人们对物、对物性存在着一种初始意义上的不知道。这引出了对“物”的界定:“物指的是本质被剥夺的前本体论的形象,并在它所接受的、欢迎的、受苦的、经历的、经验的一切事物中,为这种剥夺的事件作准备。”物是事件的准备。马德认为这一点本有传统植基,在康德那里仍因对“物自体”的积极看护而得到贯彻,但到了康德之后种种以客观性为悬鹄、以批判、否定与还原等为旨趣的哲学中,这一点慢慢被弃置了。黑格尔即已开始用辩证法确定物的本体,而不再关注超出物的事件的存在。纵然到胡塞尔这位现代哲学先驱这里,对纯粹性的在意也以反对心理主义为名,合法地展开了自己面向实事本身的进程。作为对这种见解的反拨,马德主张区分对象与物,认为前者是与主词对立的一个概念,后者则意味着非对立的差异性。他参照解构主义,认为后者确实避开了对物的概念把握以及任何将物聚集为一个整体的企图。与德里达一样,马德认为,从有限中提取无限、以物的自身特性取代其独异性,这种认识行为是一种普遍的恋物癖,它遗忘了在它所处位置上蓬勃发展的可能性,得到的物的同一性,是广义恋物癖无休止泛滥的一种虚构而已。恰当的处理,是在爱物的同时,承认它自身永葆着对恋物癖实质及其拜物教后果的抵抗,而为这种抵抗留下足够的空间,允许其一系列次级体系无限地存在于物本身中。

在马德看来,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都提供了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因为他们的思想都呈现为一种不稳定的综合,即批判的成熟与怀旧的天真,这些才与真实有关。无论马克思还是海德格尔,都试图在概念的极限处引出物的虚拟性。只要物自身的这种本质链条还在继续发展,物就不会轻易达到和穷尽它自己并实现同一性,而总会破坏一切统一的愿望,使难以捉摸的“尚未发生”的降临,成为积极的虚拟。马德强调了这种虚拟的两重性质:既在现实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可能,接近即将到来的事物,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一样,未来充满了开放性;但这种未来的可能性本身,又依赖于这件事的发生和过去。因此,事件中运作着的、准先验的“因果关系”,既非先天也非后天,而体现着两者的张力。

当如此分析时,马德挑明了“也许”“是的”这样的高频词在物实现为事件的过程中所起的微妙虚拟作用。确实,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提顿词或曰插入语是常用的,但我们似乎从未仔细思考过其中的奥妙:它们虚拟了原先的物没有?马德指出,“也许”这个词似乎加强着原先的物,但呈现为被召唤的中断和“自动呼吸之处”,因为这种重复性的反符号,转化出了原物的可能性条件。马德称“也许”的这种重复为“双重肯定”。事件发生于抽象、无底之处,那却正是具体事物本身的完善,仿佛在一个物中打开了一道深渊,后者最终占据了构成它的空间中的一切,其内在性证明了其空间。“物的经验”从而蕴含着一种持久的模糊性,因为它既表明了一个人体验物的方式,也表明了物本身的经验只能从它自己的角度获得。物自身的自主的呼吸,在虚拟的“也许”的重复中跳动。马德认为,这种重复不同于尼采的永劫轮回,而是对真实的创造,引出在虚拟中生成自身可能性的事件。

这里触及了差别的问题,令我们想到索绪尔。马德承认,差别问题首先是意义的问题,物本身就是一个符号,它与别物之间的对立的消除,尽管在事件意义上始终代替着它,却不等于差别的消失,而意味着它自身的增殖。马德借鉴德里达的好客理论,即有关“绝对的不可见性存在于没有可见性结构的概念中”的论断,举例道,敌意便是在友谊的差异中产生并与之共存的,好客的分裂,是一种无法被简化为知识对象的东西,惟其如此,它才有了成为事件的可能。

这样,马德用“后解构现实主义”(Post-Deconstructive Realism,亦可译作“后解构实在论”)这个独创的词组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后解构”意在扭转人们通常印象中解构总是消解与颠覆、具有较强主观性的观感,加一“后”字,是要把解构从唯心的印象中重新拉回到唯物轨道上来,还其本色:它是事件建构的途径,在对事件的建构中成为现实主义(唯物主义)。解构,即直面与处理“物”之中仅仅作为准备阶段来虚位以待、并未被完成时态所填实的虚拟因素,这不是事件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什么呢?就此而言,虚拟得到的事件,实现了物的真相,解构其实相当唯物。这是马德的事件思想的宝贵启示。它集中体现在他有关事件超出物的若干因素的描述中。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1)遗骸。指不能被整合、消耗的或在唯心主义固有的内在性中完成的东西,即被系统呕吐出来的东西;(2)物自我完善的过程;(3)文本性的碎片。指被物的虚拟容器顽固地保留或暂时容纳、投射至新的感觉单元中的东西;(4)暴力与破坏行为证明;(5)生存。即幽灵的存在与死亡;(6)书面、签字等的实质性痕迹;(7)难以愈合的伤口与疤痕组织,等等不一而足。马德特意强调,后解构现实主义关注的残余,不包括超现实的实体,也不包括“无事件”这种极端的归零情形,不脱离世上的经验事件,而是在此前提下超越以笛卡尔与斯宾诺莎为代表的二元论运思框架,拓展事件在今天的前沿研究格局。这于是成为唯物主义进路在当代事件文论中引发不断回响之处。


结语:意义与实践

出于某种思维定势,每每围绕独异性等要素而展开的事件思想,容易被人们理解为一种在唯心程度上得到加强的新思想。这种理解的不当之处在于未能看到,一部事件思想史恰恰呈现出一条返归“物”、对“物”作出新审思的进路。其间四个节点大致是:(1)马里翁从现象学角度证明,事件是现象自身给出者,奠定了物质性的事件基础,客观上引出了“作为事件的物质性”的两种代表性方案;(2)德勒兹以虚拟引出纯粹事件,巴迪欧则赋予事件以绝对的异质性与超越性,在与公理前提的内在矛盾中仍趋向必然性,两者都提供了唯物的扬弃面;(3)齐泽克同时扬弃了这两者,肯定独异性潜能,展开唯物内涵中的非物质成分,又坚持唯物原则,避免将之理想化以致重蹈庸俗唯物主义;(4)迈克尔·马德沿此进一步倡导后解构现实主义,在更为晚近的语境中,提出了从事件而非实体角度把握“物”、还解构以唯物本色的前沿议题。可以看出,这条事件进路,呼应了本文开头论及的学者们对“保罗·德曼美学意识形态”的提议—“考虑‘唯物主义’思想在理论的来世(afterlife of theory)、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批判中的轨迹”,由此与当代物质文化转向形成了客观共鸣,在深描唯物主义这一方向上,确立起文论与美学研究的一个学理新生长点。

这个新生长点的要义在于:把环绕“物”的一个要件—时间看作事件而非度量,理解为力量的始终出现与瞬时的配置;这些力量经历着事件的发生,直接带出了环绕“物”的另一个要件—经验的更新。就前者而言,物不仅包括可量化的时刻,还包括丰富细腻的智力、情感与体验,它们不呈序列化,而包含原始和分离的瞬间,使自身成为一个富于节奏的事件,而打破与时间顺序作经验性妥协的做法,有效地表达对时间的流畅体验,遭遇世界中出现的真实节奏和力量体验。就后者来说,重要的是以一种非常规方式了解此处的物的经验,看到经验不是已经发生的事,而是正在发生的事,超越物的表象,释放隐藏于过于熟悉的表象中的差异、强度与感觉,在有节奏的褶皱中不断重复,进而与时间的感觉建立联系,将状态每一刻标记为一种转变的无形经验。这样,物成为令惯性不安、不断改变既定关系的事件。物质文化转向,因此不是追逐物尤其在今日种种消费体系下膨胀的实在性,而是在事件的差异性刺激中开放出物作为符号本性的文化性,它本身即构成了一个富于魅力的文化事件。




上期回顾

再写中国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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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键丨语言、话语与中国的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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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莅豪丨论新闻报道中的误导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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